"诗意的语言，流动的舞台，传奇的梦幻人生."
6月20日晚，首都剧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70周年演出季《阮》迎来此轮首演。当故事结束，灯光亮起时，观众用长时间的掌声向演员致敬，也向突然去世的导演之一、人艺院长任明致敬。
6月初的一天，首都剧院三楼办公区人来人往。坐在安静的人民艺术图书馆里，我隐约听到隔壁办公室里热烈的讨论——所有的艺术家都在为周年纪念竭尽全力。在复杂的筹备过程中，任明向我讲述了他对“东方戏剧”的实践，他对海外演出的回忆，以及他对通过戏剧交流中外的思考。
探索“东方戏剧”的美学精神
作为一种西方舶来的戏剧，早在20世纪初，中国就出现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戏剧理论家张庚提出“戏剧民族化”，成为中国戏剧家的普遍追求。《蔡文姬》由京人艺创始人焦菊隐执导，台词、步法、服装、舞美都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汲取营养。任明这一代戏剧家从继承走向发展和创新。“我们考虑的是在民族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通过不断的舞台实践，在戏剧艺术领域探索‘东方戏剧’的美学精神。”
这是任明在过去十年中思考、研究和实践最多的课题。在导演一系列历史剧的过程中，他越来越采用东方视角——“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戏曲的传统审美，还有日本戏曲的空灵神秘、俳句的精致优美、浮世绘的夸张华丽、印度诗剧的生动神秘……”经过反复打磨和雕琢，属于东方文化的审美模式和表达方式，逐渐融入舞台的各个角落。
"这样的表达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拓展了我们的创造性思维."一方面，任明继承了京人艺历史剧的诗化风格，让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底蕴的丰厚。同时，他采用更新、更大胆的舞台编排和作曲，积极追求视听语言的现代性，将东方美学精神与西方舞台形式相融合。
司马迁的艺术风格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探索:舞台既有汉代的苍劲大气，又跳出了传统历史剧的织锦、刺绣、金雕、错色的格局。作为背景，黑暗的汉朝肖像随着剧情的发展而转动，到最后变成一面巨大的镜子，有金属质感，寓意“以史为鉴”。舞台中央倾斜的幕布体现了现代感，多变的灯光营造出虚实结合的意境，使司马迁与屈原的“隔空对话”更具艺术感。
在任明看来，用整个东方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滋养中国当代戏剧，孕育出可以与西方戏剧文化平等对话的“东方戏剧”，是从业者应有的探索。“这是一种广泛吸收东方传统文化精华，融合东方美学和哲学思想，同时又与舞台上所表达的现代精神相协调的美学风格。这是一座吸引人们攀登的艺术高峰。”
用“感同身受”激发“共鸣”
2014年，《我们的荆轲》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演出，这也是该剧的海外首演。任明曾经回忆过那场演出。“我坐在剧场的二楼，直到开场我的心还在打鼓。”然而，大幕拉开后，观众的热情出乎意料。“台上我们的演员穿着古装用中文表演，台下有1000多名俄罗斯观众戴着同声传译耳机。他们笑着，鼓掌着，随着剧情一起跺脚。谢幕时他们起立欢呼，结束后他们不愿离开...我们的荆轲’也可以是世界。”
与许多艺术门类相比，戏剧的对外传播具有更直接的情感交流和更深刻的思想表达的优势。同时，创作者必须面对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折扣”。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全球的”，任明有自己的看法:“民族的”和“全球的”共同基础是作品既要有广泛的普遍性，又要有深刻的人文性。他说话不拐弯抹角。在向海外影院推荐剧目时，对方往往更倾向于能够呈现传统东方之美的历史剧。“我们需要做的是给外国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同时避免中国历史文化的奇观化展示。用‘共情’激发‘共鸣’，才能让剧进化到外国观众的心里。”
任明在创作《我们的荆轲》时，就有“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理解这部剧”的意识。莫言的剧本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寒气易改”的侠客。在此基础上，任明将荆轲塑造成一个背负沉重责任、迷失自我价值的人，一个理想被功利之心侵蚀而最终悲惨死去并获得功名的人。这使得“外国观众即使不认识荆轲，也能在本国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艺术形象”。
一个芬兰戏剧研究者专程去圣彼得堡看我们的荆轲。戏演完后，他激动地叫住了北京人艺工作者，因为他在剧中看到了“哈姆雷特式的困境”。法国《普罗旺斯日报》这样评价该剧在马赛的演出:“这是一部可以超越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的经典作品。它把故事的中心角色带回了一个普通人的立场，这个普通人和你我一样，充满了符合人性的冲突、矛盾和情感。”
让中国戏剧“起航”
北京人艺经历了中国戏剧的发展，是中国戏剧“走出去”的积极参与者。近年来，不仅有《茶馆》、《雷雨》等经典名著，也有《我们的荆轲》、《司马迁》等聚焦东方审美趣味的作品。除了艺术创作，如何帮助具有东方风味和民族风味的话剧“扬帆远航”，是艺术家们不断思考的问题。
首先，戏剧是“文字”的艺术，这是任明的一句俗语。在海外演出中，台词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演出效果，但过长的外文字幕很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影响观影体验。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荆轲在俄罗斯出道时，北京人艺请来了翻译莫言小说、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俄罗斯汉学家马一德做同声传译。
任明鼓励年轻的汉学家自由翻译，尽力向观众传达剧本中常见的俚语，以及双关、借代等字面意思背后的隐含意义。“效果比我们预期的要好。观众的反馈——无论是安静、大笑、耸肩、皱眉——几乎与演员的台词同步。”此后，北京人艺将这一经验运用到海外巡演的其他剧目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05年，《茶馆》访问美国，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大型展览。从此，“随戏同戏”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在白俄罗斯，“我们的荆轲”特展以其浓郁的战国历史氛围吸引了大批热情的观众。在俄罗斯举行的第九届奥林匹克戏剧节创始人司马迁的对话会上，只有50个座位的会场挤满了100多人...展览、对话、剧本推介等活动迅速拉近了国外观众与作品的距离，为中国戏剧和中国文化的推广打开了又一扇窗口。
近年来，北京人艺依托“首都剧院优秀剧目邀请展”平台，与马凯拉的克里莱剧院、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德里娜剧院、喀山的卡恰罗夫模范大剧院等世界知名剧团建立了剧目交流演出机制。来自不同国家的实践者在对话中激起了思想的火花，并促成了诸如我的朋友，我爱桃花，我们的荆轲，李白和司马迁等剧目在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法国的演出。得益于不断拓展的对外交流渠道，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的话剧团纷纷向北京人艺发出合作邀请。
“北京人艺在中国戏剧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但绝对不是墨守成规的‘古玩店’。是创新的人民艺术剧院，也是面向世界的戏剧交流平台。”站在建院70周年的时间节点，任明珍在一个重要的地方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采访结束后，他立即回到了紧张的筹备庆祝活动，服务于他的剧院在一生至爱和戏剧迷的节日...
任一生执导作品90余部，探索“东方戏剧”美学精神的《我爱桃花》、《我的朋友》、《我们的荆轲》、《司马迁》等一系列戏剧作品走向世界，成为北京人艺探索中国戏剧艺术对外传播的优秀案例。
告别猝不及防，这位“最大的爱好就是排练”的导演没能实现填满100部作品的愿望。但艺人并不是真的离开舞台，因为“当他们演奏的时候，他们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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