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暑期档，票房最高的《孤注一掷》和《消失的她》都和诈骗有关，踩着夏天的尾巴，新片《鹦鹉杀》给今年接二连三的“诈骗电影”画个句号。
《消失的她》在褒贬不一中拿下35亿元票房，《孤注一掷》票房突破38亿元时，有影评人发问:“话题电影”制造的这波票房狂欢，撬动市场的究竟是话题还是电影？《鹦鹉杀》的上映带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消失的她》刺激观众情绪收割票房，《孤注一掷》以法制宣教片的方式全景式揭秘“东南亚诈骗集团”，吸引了众多原本不看电影的观众，而刻意淡化拍摄题材的社会话题属性、专注于电影趣味的《鹦鹉杀》，上映一周票房3000万元——在话题和电影之间，最大公约数的观众用电影票选择了“话题”。
撩拨观众的痛点和爽点
《消失的她》上映后，争议声不断。这是票房成功所附带的尴尬，“穷光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富家女替天行道为所欲为”，这套叙事内在的价值观念不说扭曲，至少是很可疑的。陈思诚身兼制片人和编剧，做着产品经理的买卖，煽动大部分暑期档观众的情绪——人们未必关心电影本身的好坏，能破圈的是电影依附或制造的话题。《消失的她》映前宣传视频主打“反杀渣男”，未映先红，精准刺激主力观众群体的情绪痛点。之后影片公映，观众陡然发现打开了一整个集装箱的社交网络热门话题，从恋爱脑到凤凰男，从骗婚杀妻到女性复仇，以及对富裕阶层的想象。很多观众走进影院是好奇它怎样一揽子收罗热搜话题，并且，他们要通过观影才可能进一步加入社交网络讨论的狂欢。
“穷小子是怎样被毁灭的”，这原本是经典的叙事母题，但“于连”这样的原型人物在当下很可能已经失去了接受的土壤，更多人在存量竞争的压力中恐惧一无所有者的僭越。《消失的她》显然利用了这份群体的潜意识，从中兑现了票房红利。
担起社会功能的电影
其实《孤注一掷》也是一部给不是电影迷、不在意电影质量好坏的观众看的电影，而它的票房能超过《消失的她》，证明电影市场的内在伦理能发挥自我调节的功能。
同样是关于“假借亲密关系实施诈骗罪行”，《消失的她》用足了各种烂梗来撩拨观众的痛点和爽点，相对的，《孤注一掷》是兼顾加害者、受害者和警方多视角的全景式普法扫盲。“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这是电影的一句宣传口号，好似噱头，但这电影确实担起了这份社会功能。
电影开头，咏梅扮演的警队队长在防诈宣讲中说，犯罪分子总是以“内幕消息”为诱惑进行诈骗，她要讲的是真正的“内幕消息”——让诈骗集团的手段大白于公众。这部电影在电影表述的层面是普通的，但即便它看起来接近于平平无奇的法制栏目剧，它却抽丝剥茧地揭示出东南亚诈骗集团内部如何运作，冷静又带有同理心地分析落入诈骗集团和骗局受害者两种群体的沉迷心态，以及反诈警察在执法中遇到的复杂的结构性难题，从机制和人性的多个维度剖析电信诈骗何以成规模地、系统性地运行。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用虚构和扮演实现的社会调查报告，它所承载的信息量，而非它作为电影的完成度，构成了它强悍的冲击力。
逆反观众期待的反类型路径
虽然《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掷》气质迥异，但围绕着和“诈骗”有关的生死劫，这两部电影在故事内外触发的情绪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对过去的怀疑，对当下的不可控，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只是两部电影的表述要么投机泼皮，过分轻佻，要么是庄重却过于直白朴素。
相比之下，《鹦鹉杀》既削减了诈骗题材的社会维度，也过滤了“骗色骗财”这些热搜话题发酵的情感，电影把关注的范围缩减到特定的四个行骗受骗“局内人”，深入对人物情状的探究，导演明显更关注电影表述的意趣。《鹦鹉杀》所追求的电影感和文学气息，使它拥有一种暧昧含混的气质，就像电影里频繁出现的沿海雾中风景，不真切，不直白。《消失的她》直接地刺激观众情感，《孤注一掷》直白地给出惊人的信息量，《鹦鹉杀》则另辟了一条挑战观众的蹊径。
话题或故事在《鹦鹉杀》里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周冬雨和章宇用极为个性化的无痕迹表演，演出了某些不太被讨论的、年轻群体中暗涌的情绪。周冬雨表现出了在同龄女演员中罕见的能力，演出了遭遇生活重大创伤后，无法遏止生命力流失的内心枯涸。章宇的发挥则是预料之中的丰富和自洽，他整个人像风雨雾一般融为小镇风物的一部分，当他面对周冬雨时，他演出了当下中国银幕上稀缺男性形象，一个“迷人但无可救药的骗子”，他违逆道德，但观众很难用道德裁决他。
《鹦鹉杀》的迂回和不直接，造成它的接受困境，但这又成全它的特殊气质，它的出现，为这个暑期档话题扎堆的“诈骗电影”画上了电影化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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