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0年，一个意外之举，敦煌藏经洞石破天惊:4世纪至11世纪的6万余件文物，在这间不到8平方米的洞窟中封存数百年后，竟得以重见天日。当王朝更迭、战火纷飞让不少世间珍宝流散亡佚之时，这方小小的洞窟却似被时间遗落，幸运地保留下了千年前的历史。
时间还会对敦煌如此“偏爱”吗？4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的“数字藏经洞”被“开凿”而出。现代科技让千年文物在数字世界永久保存，也让这个遥远又神秘的洞窟变得触手可及。指尖轻点，甚至可以“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感受藏经洞的前世与今生。
隐秘:室藏万卷
123年前的一个夏天，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清理积沙时，无意发现了墙壁上的一道裂痕。寻迹打开，一座堆满经卷的密室惊现眼前。
“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王道士的墓志铭里这样写道。
据后世统计，这长宽各2米多、高约3米的方形窟室里，总共出土了敦煌遗书、绢画、法器等6万余件文物。丰富宝藏让藏经洞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如今，在藏经洞外的墙壁上，仍能看到流沙涌入洞窟留下的条条痕迹。洞窟中央，是一个庄严慈悲的僧人雕塑。这位名叫洪辩的高僧，正是藏经洞最早的主人。
据记载，藏经洞建于晚唐，起初为洪辩的纪念堂。洪辩曾力助张议潮收复敦煌及河西，后被唐宣宗敕封为释门河西都僧统，统管河西地区的佛教事务。
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孙儒僩曾撰写回忆文章称，藏经洞发现之时，窟内并无此像，20世纪60年代，塑像从莫高窟362窟移至藏经洞。
关于藏经洞缘何封闭，学界有“避难说”“废弃说”等不同假说，却无明确结论。因此，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也成了千古之谜。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中，专门写到藏经洞特别之处:
一是，有独一无二的新资料。很多读书人的研究用书都是印刷的，很难见到写本，藏经洞里面大多是失传的写本，特别珍贵。
二是，资料“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是古代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反映了古代社会多方面的真实面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
在敦煌遗书中，佛经数量最巨，而社会文书价值最大。天文地理、游记方志、医书账册，应有尽有。由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则让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回响至今。
“用敦煌的资料研究丝绸之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比拟。”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曾表示。
显学:探索不止
一次意外，揭开了藏经洞的秘密。而要从浩繁卷帙中破译古代社会的秘密，则需要更为漫长的时光。
百余年间，几代中外学人探索不止，以藏经洞出土文物为重要研究资料的“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尘封散失的文物也在释读中拥有了第二次生命。
相比形象的壁画彩塑，藏经洞文物多是古文古画，艰深又神秘。学者们就像秉烛之人，拨开历史的迷雾，透过古人亲笔书写的墨痕，点亮千百年前的历史现场与生活细节。
《归义军衙府酒破历》是出土于藏经洞的一份公务用酒账单。出土后，它被割裂为三份。一份为敦煌研究院001号文物，一份曾流失日本、后由日本友人青山庆示捐赠回国，另一份现在收藏在法国。
这份酒账单详细记录了从北宋乾德二年四月初九至十月十六，敦煌本地政府公务用酒的213笔“流水账”。条目清晰的账单不仅记载下用酒事宜，更展现出当时的社会图景:那时的敦煌商旅不绝，与回鹘、于阗等官方交流不断；社会信仰佛教、祆教及自然崇拜，因此有各种“祭拜酒”“发愿酒”；社会分工逐渐细化，有画匠、灰匠、锁匠等；民间活动也十分丰富，寒食节设酒，助葬亦有酒。
敦煌遗书中的俗文学资料也表现了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小人物心态，让后世得以瞥见历史波涛中的朵朵涟漪。史书中投降匈奴的西汉名将李陵，也出现在藏经洞出土的《李陵变文》中:李陵率五千士卒与匈奴苦战，拼尽全力后不得不投降。这份文献创作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书写者以怎样的心境讲出了这样的故事，留给人无穷的想象。
当然，藏经洞里也充满古人的生活日常:书生写给毛驴的祭文，“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离婚契约，甚至还有古代的乘法口诀……
早年间，由于流失海外材料的便利，海外学者占据了敦煌学研究的主阵地。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奋起直追，大量学术研究成果涌现。除了论文著述外，我国学者还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图版整理、数据库打造等基础性工作上。
新生:数字洞窟
学术研究向历史深处开掘，科技则让藏经洞跨越山海大漠之隔，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开始“给佛拍照”，以期实现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7年前，集纳海量数据资源的“数字敦煌”向全球共享，莫高窟变得不再遥远。
2022年6月，敦煌研究院与腾讯互动娱乐合作成立“文化遗产数字创意技术联合实验室”，共同探寻文化遗产展示的新技术、新模式。“数字藏经洞”是实验室的首批项目之一。
腾讯互娱副总裁崔晓春介绍，为了还原莫高窟1600米外崖面原貌，以及毫米级高精度复刻莫高窟“三层楼”和第16、17窟，“数字藏经洞”通过数字照扫、三维建模技术，渲染了超过3万张图像，生成9亿面超拟真数字模型。
“游戏科技正在超过游戏产业的范畴，为文化遗产数字化乃至更多领域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释放多元的社会价值。”崔晓春表示。
高品质渲染在“数字藏经洞”营造了“置身其中”的氛围:清晨的阳光缓缓洒向洞窟，将历经千年时光淬炼的甬道、佛像、壁画逐一照亮，6万多件文物在数字世界里盛况复现。敦煌壁画中绘制的琵琶、筚篥、鼓等乐器，在“数字藏经洞”里奏响敦煌古曲。
在“数字藏经洞”的研发过程中，学者们对涉及的文献、建筑、音乐等进行了细致考证。“三界寺是历史上莫高窟附近的一座著名寺院，但目前尚未找到遗址。我们结合敦煌文献、壁画中的寺院图像和莫高窟周围现存古建筑等，在数字世界构建了一座符合历史特征的三界寺。”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说。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介绍，文物与科技的融合让再现藏经洞成为可能。下一步，敦煌研究院将继续探索文物展示、体验新方式，促进敦煌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数字藏经洞”也开辟出科技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新空间。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表示，“数字藏经洞”在寓教于乐中向大众传递专业知识、传承传统文化，开创了文物展示体验新范式。“期待更多科技应用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推动文物资源破‘屏’出‘圈’，不断丰富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让更多优秀文化成果能全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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